鸿博体育如果把人类政治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

　　鸿博体育“国家” “权力” “权利”“民主”这些我们最熟悉的政治学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初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从古至今，人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促成人类政治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

　　围绕此基本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最新著作《抵达》从演化视角分析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背后的逻辑。

　　此外，立足政治学、政治哲学及思想史等多重视角，理想国请来包刚升、周濂、张新刚和陈迪四位不同领域的嘉宾，和大家坐下来谈一谈政治的“博弈与演化”。

　　四位嘉宾将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关键事件，带我们看不同政治体的博弈如何促成国家的构建与消亡，政治均衡的维系与打破又如何重构世界秩序，从而为理解当下提供认知工具。

　　7月8日14:00—16:00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抵达》新书分享会，不见不散，让我们一起探索“政治的演化”。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这样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但卢梭可能错了。实际上，谁第一个对众人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找到了一些居然服从了他的人，谁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这样说恐怕会引来不少争议。这样说的理由是，“这是我的”，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问题是，今天有人可以指着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明天另一人也可以指着同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在自然状态下，如果前者跟后者的体格相当，难免会引发一场恶斗，结果要么是一方击败另一方，要么是两败俱伤；如果后者的体格明显更加健壮，更孔武有力，前者或许暂时就只能忍气吞声，但这并不会妨碍他继续寻找机会，伺机报复，把他认为本来就属于他的土地夺回来。

　　但在这两种情形下，一个人自我宣称的土地财产权都是靠不住的，而当不同的人同时宣称拥有同一块土地的财产权时，难免会引发冲突。如果超越自然状态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任何财产权都是依赖于法律的。没有法律，就没有所谓的财产权。而没有国家，就不会有法律。尽管人类经验世界中的法律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分，尽管惯例在许多社会包括前国家的远古社会扮演了提供社会规则的重要角色，但从根本上讲，任何法律的执行都必须依赖于某种稳定的强制力，也就是依赖于国家的力量。一般来说，人类的早期国家不仅是由王统治的，而且是由某个王首先创立的。由此，逻辑链条就变成了：没有王，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无所谓法律；没有法律，就无所谓财产权。因而，仅仅有第一个人说“这是我的”——这意味着人类创立财产权的首次努力，还远不是文明社会的开始；只有当第一个人说“我就是你们的王”——也就是人类创立国家的首次努力，或者说国家诞生的时刻，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开始。

　　古代巴比伦、古代波斯和古代中国的君主们不仅对众人说“我是你们的王”，而且还强调他们自己在控制叛乱、征服敌国、创造和平方面的非凡功绩。实际上，从古到今的每一个王，如果要创造这样的功绩，从来都要借助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运转有效的官僚系统。一个人无论个人能力与武功多么了得，只要是孤家寡人，不依靠军队与官僚系统，是成不了王的。一旦成了王，无论实际上他是一个怎样的统治者，他至少要在部分程度上为他的臣民们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亦即汉谟拉比所说的“结束……掠夺行为，……安享太平”，大流士一世所说的终结“一片混乱，互相混战”，以及秦始皇所说的“平一宇内……始定刑名”。就此而言，王所代表的国家，乃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唯有这样，开篇提到的财产权，以及更重要的生命权，才可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历史地看，任何君主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为社会制定法律或规则，以便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秩序。

　　公元前 13 世纪到前 12 世纪，古代埃及的《纳乌瑞敕令》《赫尔摩坡里斯敕令》和《埃利芬提尼敕令》等，都规定了埃及人享有财产保护权，杀人、盗窃、纵火、、盗墓等均属不法行为。公元前 3 世纪，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律，就是刘邦的“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跟复杂和细密的现代法律体系相比，许多古代君主只制定了极其简明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体系的核心乃是对民众的生命安全（不得杀人、伤人）和财产安全（不得偷盗）提供基本的保护。这也证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财产权，乃是古代的君主与国家凭借其创设的法律建立起来的。没有君主、国家与法律，就不会产生有保障的财产权。按照卢梭的观点，正是财产权的观念与制度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

　　但实际上，在自然状态下——可以把自然状态视为一种无财产权和无国家的状态，人类并不能免除“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而正是君主与国家的诞生，恰恰帮助人类免除了某些“罪行、战争和杀害” 以及“苦难和恐怖”。所以，那位第一个说“我是你们的王”的人，才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君主与国家的诞生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某些自然状态下所没有的新的“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

　　如果说早期国家的兴起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开端，那么人类其实是历经了相当多的磨难，用了相当漫长时间的演化才走到这一步的。按照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估算，现代人的祖先起源于 40 万到 25 万年前。但有文字可考的人类早期国家出现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据此推断，人类演化至今 98% 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国家，早期国家兴起以来的历史只占全部人类历史2%左右的时间。而恰恰是国家的兴起给人类进化带来了一场根本的革命。正是因为国家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防止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制定人与人互动和博弈的规则，至少部分地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与生命权，以及创造了人与人进行大规模合作的条件等，使得人类社会的演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方面，国家的兴起本身是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政治革命，即“国家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所提供的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国家的兴起也使得人类后续的经济增长与技术革命成为可能。自早期国家诞生以后，它就成了人类政治演化或政治进化（political evolution）的基本载体。以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来看，人类 5000 多年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治演化史或政治进化史。

　　这项研究试图以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来理解人类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人类政治的发展与变迁被视为一个演化或进化的过程。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可以被视为一个个的物种，这些物种内部有一套复杂的遗传与变异机制，并需要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与斗争，即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之间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角逐，然后以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决定着一个个“政治物种”（political species）的生存概率与发展空间，进而塑造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

　　实际上，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已经为人类政治进化的诸种具体问题提供了许多理论，回答了诸如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近现代国家为什么兴起、政治现代化为什么呈现出不同路径、民主何以首先发生在某些国家等关键问题。这些理论固然能解释人类政治进化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却无法在整体上解释人类的政治进化史，或者说无法为理解人类政治进化的基本逻辑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应该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鸿博体育，在静态上解释人类政治进化的关键方面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第二，在动态上解释从一个时点到另一个时点的人类政治进化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本书关注的并不是人类政治进化的全部细节，而是其基本脉络。或者说，本书关注的是人类政治进化史上最重大的政治现象，特别是人类政治进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由于国家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载体，所以，理解国家的变迁就是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核心。如前文所述，公元前 3500—前3000 年，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与尼罗河流域首先兴起了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国家。自此，国家成了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载体，是人类政治史的真正开端。自古代早期国家诞生以来，人类政治五六千年的进化，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从古代政治到中古政治再到近现代政治的演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纵向变化；从空间上看，人类不同地区的政治进化，既呈现了相当的相似性，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从发展阶段看，人类政治经历了王权政治时代、封建政治时代、立治时代与民主政治时代的变迁。

　　如果借鉴塞缪尔·芬纳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把人类政治演化视为一个人类群体的政治需要与人类不断创造各种政治发明的互动过程。各种政治发明的出现，还是为了适应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需要。芬纳把人类政治史的各种新事物区分为“政治发明”（inventions）和“死胡同”（dead-ends）——前者是延续下来的政治发明，比如官僚制与民主制，而后者是消失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政治发明，比如城邦政体。

　　从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看，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可以被视为政治体——在国家或政体意义上——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的。当这些变异适应人类政治需要或者适应环境变迁时，就保留了下来，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发明”；而当这些变异不能适应环境变迁时，就会被淘汰，成了芬纳意义上的“死胡同”。

　　就此而言，本书把人类 5000 多年的政治演化史视为两项或两类主要的政治发明。第一项政治发明就是塑造有效国家，包括在硬件上建设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以及在软件上塑造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甚至还包括提升国家能力。第二项政治发明是有效约束国家，包括以立宪与法治、分权制衡、民主等制度和方法来对国家及其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

　　历史地看，人类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把所有这些重要的政治发明一股脑儿创造出来的。相反，这些不同的政治发明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类群体分别发明出来的，而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彼此互动、竞争与融合的演化过程，最终形塑了今天人类社会在不同空间里的政治模式。

　　简而言之，人类政治演化史既可以被视为国家类型和政体类型的分化与演化，又可以被视为塑造有效国家和有效约束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明缘起与变迁的过程。一部人类政治演化史无非是上述两个维度上的重大变迁。而正如前面提到的，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而不是所有细节。只有当某些关键细节影响人类政治演化时，我们才会对这些关键细节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除此之外，一般性的政治史细节鸿博体育，并不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如果把人类政治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这项研究关注的就是这条大河的主流或基本流向，而非每一条支流或每一片河滩。

　　总体上，我们旨在解读人类社会 5000 多年政治演化史的基本逻辑。更具体地说，一方面，人类政治演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的共性或相似性。这里关注的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人类不同群体的政治演化都产生了国家这种统治形式？为什么不同人类群体的国家都呈现出类似的特征？为什么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与分享方式在许多地区都经历了一个从统治者到统治精英再到平民的不断下移过程？

　　另一方面，人类政治演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的个性或差异性。这方面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人类早期国家首先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兴起？为什么古代国家会呈现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的分化？为什么中世纪欧洲为封建主义政体支配而人类的其他地方更多是中央集权政体？为什么欧洲特别是英国会首先兴起近代立宪君主制政体？为什么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分野，甚至这种差异一直维持到今天？

　　上述讨论总体上是静态比较分析，即在特定时间截面上或是不同时间截面上考察不同人类群体在政治演化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试图为此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仅有静态分析是不够的，本书还将引入动态分析视角。这种视角把人类政治演化大致分为两种状态：政治稳定与政治变迁。政治稳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的维系，政治变迁可以被理解为原先政治均衡的打破和寻求下一个政治均衡的过程。就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而言，政治变迁就是人类政治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

　　一般而言，一种既有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得以维系是更容易解释的，更难解释的是政治均衡的打破。这就需要引入动态分析的视角，重点要解释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从稳定到变迁的过程。而这是理解人类政治进化的关键。这里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国家会从部落社会中兴起？为什么城邦国家或一般国家能够成长为帝国？为什么规模庞大的帝国会瓦解？为什么作为一种全新政治模式的封建主义政体会在中世纪欧洲兴起？为什么有限或立宪君主制会从无限或绝对君主制的重重包围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自 19 世纪以来近现代民主首先在欧美鸿博体育、而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诸如此类的重大政治演化现象，都需要借助动态分析视角来进行解读，即要在理论上解释政治进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

　　对于政治领域的关键三问，本书从演化论视角给出了回应。聚焦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本书将不同政体与政治模式视为一个个“政治物种”，分析早期国家诞生的社会条件，从国家分化与演化的维度阐述城邦国家、一般国家、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从政体分化与演化的维度讨论君主政体鸿博体育、封建政体、立体、民主政体的差异与转换，以及人类不同群体在塑造有效国家与有效约束国家上的一系列差异如何形塑了不同时空的政治模式。

　　如果将人类政治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鸿博体育，那么理解这条大河过去的基本流向后，或许就会更加明了今天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要抵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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