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视讯【深度分析】曹德军：政治修辞如何改变人们的认知？（二）

　　wm视讯修辞是关于如何有效运用语言手段影响听众认知的一门技艺。政治修辞作为重要的竞争武器，使得话语与政治具有难以分割的关联。找回被忽视的政治修辞变量，有助于深入理解政治话语武器的塑造力与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兼职副研究员曹德军围绕政治话语的多维度功能，讨论了政治修辞的增强与削弱逻辑。他指出，话语叙事的可信度由三种机制构成，即说服诱导、认知框定与记忆沉淀。三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使得政治修辞呈现出复杂的动态。

　　小i将分三期转发《政治修辞的技艺：战略叙事中的说服、框定与历史记忆》，包括“话语的修辞功能与意义建构”（点击链接，回顾第一部分）“话语分析的叙事转向:说服、框定与记忆”（本期）及“主导性叙事的强化与削弱机制”三部分。

　　战略叙事是“政治行动者构建政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同含义，以塑造国内外行为者行为的一种话语手段”。每个战略叙事都有一定背景、情节、人物及结局。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叙事构建了生动性联想，将有力塑造政治进程的想象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说服力不仅取决于它是否证明了主张的正确性，而且还取决于论证者的可信素质、听众的情感状态以及论证的背景。人类天生就是“会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 animal)。与经济人假设不同，“叙事人”(homo narrans)假设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大部分来自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寓言史诗、戏剧漫画，新闻报道等，这些故事使世界成为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费舍尔(Walter R. Fisher)便强调，叙事有本体性的意义与影响，并呼吁建立社会科学的“叙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著名语言学家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指出，叙事展现了“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的逻辑。与严密的逻辑论证不同，叙事通过讲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吸引听众。wm视讯既然讲故事贯穿人类社会与政治竞争过程的核心，那么战略叙事的功能与意义有哪些？围绕叙事转向的理论争议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说服是态度转变和行动的结合。大多数听众在大多数时候，没有一套具体的思考方法，而依赖于从记忆中提取决策参考。经过深度反思，人们可能会想出具体的理由，wm视讯但这些只是对结果的事后合理化。“印象驱动”的决策模型依赖于启发式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保持与过去事件相关的情感记忆。根据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加工模式差异，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说服路线：一是说服的中心路线(central route)——信息接收者采取缜密认真的思考，并对接收到的信息给予反思与质疑，个体会对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理性加工；二是说服的边缘路线(peripheral route)——信息接收者不假思索地关注与信息内容无关的线索，对重复信息形成种自然接收的惯性。wm视讯行动者的认知资源在分配上往往是有策略的，决策的时间压力、认知负荷、信息充足度、议题重要性都会决定行动者在认知时，究竟是采取逻辑推理、精细费时的“中心路线”，还是寻求快速简单、直觉感知的“边缘路线”。

　　在政治争端中，利益攸关方的政治修辞通过塑造情感对立面，强化听众的情感波动，以增加说服诱导。例如，讲故事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常用武器之一。他的政治修辞缺乏温暖和华丽辞藻，而是充斥着简洁的、粗暴的，甚至是极端的语言。特朗普总是将自己塑造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英雄，其轻快、冲动的话语风格却激发出独特的政治活力。概言之，即便特朗普的政治修辞在逻辑上漏洞百出，在道德上也令人怀疑，但却施展说服诱导策略引起部分美国民众共鸣。

　　一方面，给对象贴标签，吸引听众注意力。特朗普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口语化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粹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对特朗普来说，低调的叙事根本不是其风格。他比“二战”结束以来的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更喜欢使用夸张修辞；他话语风格高度依赖形容词结构，让普通的事物变得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那些生活在美国中部地区或东北部“铁锈地带”的选民来说，特朗普的故事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让这些选民觉得特朗普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特朗普还创造了诸多外号来诬陷他的政治对手。不论这种言辞是否与事实相符，特朗普贴标签式的说服诱导，在一些人心目中留下过目不忘的效果，久而久之就潜移默化地将竞争对手污名化。

　　另一方面，赋予话语情感色彩，塑造听众期待。话语和情感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两者相互渗透。政治说服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那些有说服力的叙事往往会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改变其认知系统与情感状态，使其经历心理上的冲击体验。在一个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时代，特朗普似乎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情感基调，其愤怒言辞和恐惧诱导给了焦虑民众强有力的政治刺激。特朗普特别习惯将情感修辞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武器，在观众脑海中塑造出一幅幅生动图像，使其不自觉陷入情感捆绑。在短暂的四年任期中，他发表大量关于政治、道德与价值的情感言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几乎撕裂了美国社会。一半的美国人对其疯狂；而另一半的美国人则鄙视他。不论如何，他在情感层面操纵了大众的政治感受，戏剧性地改变了美国政治话语的模式。

　　通过激发主观情感反应，话语框定赋予事件以意义。“框定”(Framing)概念首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强调一种突出和排除部分信息的机制。一个恰当的框定就像摄影中的相框一样，可以帮助认知者快速聚焦。就像一个选择性的信息漏斗，框定的主要功能在于突出局部信息、聚焦听众注意力，从而提升说服效果。总体上，框定是从琐事中筛选信息的过滤器，是聚焦问题的认知工具。

　　首先，框定是一种聚焦和信息筛选的机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框定解释为“相互预设的图式”。通过其设定的框定，行动者可以简化与固化自己的世界观，促进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强调，框定与认知图式紧密相关，图式是发生在人类头脑中的预设过程，而框定就是建立图式的过程。如此看来，框定就具备若干基本功能：定义议题讨论的边界或条件；确定事件发生的原因;确定认知或提出主观反思的架构。一旦作为情境模型的框定被激活，行为就会跟随这个框定的叙事逻辑而调整。换言之，框定是“认知和解释的结构”，就是选择感知到的某些信息，并使它们更加突出，以支持对特定问题的理解与解释。综上，框定是一种信息聚集机制，可以将注意力集中聚焦起来。

　　其次，框定分析则是澄清价值的一种方式。政治话语“构建”或“阐释”出不同的框定或维度。威廉·加姆森(William Gamson)断言，“框定是使焦点事件有意义并建构观念的过程”。除了工具性价值，框定也具有规范性价值。在建构叙事过程中，认知框定也不可避免地被个人和集体情感左右。甚至在很多时候政治中枢也是情感中枢。一般焦点事件的社会情感框定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焦点事件造成愤怒、悲伤、焦虑与恐惧等消极情感或快乐、期待、安全与满足的积极情绪，这些情绪会影响社会认知。弥散的情感在促进团结、激发共同意志的同时，也提升了特定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优先序，支配着政治家的注意力分配。第二阶段，wm视讯叙事行动者通过将情感修辞融人特定话语框定，为焦点事件赋予情感色彩。叙事话语本身可以传递情绪，政治家也试图通过体恤、同情和坚定，动员社会、凝聚人心，从而增加自身的合法性。例如，美国共和党在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重新框定问题时的修辞技巧，例如将“遗产税”(听起来像是对富人征税)转变为“死亡税”(听起来像是雪上加霜)。

　　最后，政治修辞框定安全化叙事的重点。话语修辞激活的框定会影响听众对威胁的理解。当对手被隐喻为“野兽”时，听众就会不自觉主张捕获和控制“野兽”；当用“病毒”隐喻犯罪时，听众也认为应该及时诊断和治疗“病毒”。大多数研究都认为，隐喻激活的框定影响了解释，并能影响人们在世界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重要的是要注意两件事:第一，激活框定的隐喻必须在文本的早期引人；第二，这些隐喻并不是单独作用的:框定不是仅通过提及单个词语如“野兽”或“病毒”就能激活的，而是需要用相关的隐喻链条将这些词语的叙事逻辑连接起来。隐喻也不是唯一的框定方式，有些创造性的话语标签：例如，“夺回控制权“和“让美国再次伟大”都暗示着美国曾经是“伟大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夺回”和“再次”的话语，框定了民族主义情绪历史记忆。这种“含蓄”的修辞话语，以怀旧的方式激发大众情感，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口号。

　　记忆是对过去的表达，是对过去的主观解释进行转换和再现。通过语言联系，记忆不仅渗透在讲述方式之中，而且塑造事件情节的意义。当过去的事件被当下重新描述时，wm视讯它就成为叙事的一部分。那些历史上的棘手冲突通常会给有关各方造成严重的集体创伤，历史叙事则塑造着各方的合法性。这里存在两种叙事记忆。第一种是内部叙事，向群体内听众展示竞争对手的消极属性与自己的积极属性。官方记忆作为正式的记忆叙事，表现为官方出版物、国家博物馆展览、教育系统教科书等。此外，直接经历者的记忆通过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来展示。第二种是外部角色，即向外群体(国际社会) 积极地展示自身的牺牲、勇气与高尚品质。通过报纸文章、纪念馆、纪念碑、电影和建筑等方式保存过去的记忆。

　　第一，叙事是记忆的存储器。当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保存和传递了一个故事，这样就避免了这个故事被遗忘。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表达、建构或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包括传递愤怒、痛苦、骄傲、希望、怀旧、恐惧、焦虑、羞耻、内疚、幸福和爱的情绪与经历。故事打开了情感、政治和象征性生活的宝贵窗口，并让人们“接触到更深层的现实”。从长远来看，个人记忆将被档案、媒体或纪念碑等艺术(材料)记忆所取代。但是关于战争或大屠杀的记忆会存在很多争议和多种版本。通过大众媒体、书籍、戏剧表演以及演讲等方式，记忆作为激发听众情绪的“导火索”，把嵌入在听众脑海中的叙事回忆与集体情感建立起关联。例如，大屠杀在集体记忆中占据的稳固位置。关于大屠杀的物质和象征性叙事(如博物馆、纪念碑、回忆录、电影、绘画、雕塑、小说、诗歌、戏剧等)，为当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过去事件的叙事模版。有学者分析了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史叙事，研究发现幸存者并没有遗忘生命中这段极其痛苦的经历，但日常生活中将其“冻结”在记忆中不去碰触。这些支离破碎的叙事，会带来本体性的不安情绪,当听众希望将他们的苦难经历融人一个连贯的故事之中时，这种预期结局会改变故事的意义。

　　第二，记忆不断重复框定叙事。符号帮助人类理解他们生活的混乱、模糊的世界。意义和信仰是它的核心关注点。意义不是赋予我们的，而是我们创造的。例如，有许多人崇敬美国国旗，也有许多人焚烧美国国旗。这面旗帜对这两个群体都具有象征意义，但原因不同。它可能代表一个群体的爱国主义，另一个群体的帝国主义。符号是人们所居住的意义系统或文化的基本材料。符号是精神能量的隐喻表达，礼仪、精心策划的广告宣传都充满了象征意义。符号承载着强大的智力和情感信息，它们被嵌人神话中。正是通过神话叙事，无形的价值塑造行动者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激发集体意识。面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符号出现，帮助人们解决困惑、找到方向，并错定希望和信念。象征性的叙事框定编织了世俗神话、英雄、仪式、寓言、习俗和偶像，帮助人们找到目标和激情。例如，在战争纪念仪式上，所有的讲话都被嵌入了一个宏观的情绪氛围中。通过一些仪式活动，如敬献花圈和音乐表演，或者展示标志造型与象征性姿态，可以在听众头脑中编织他们对历史的认知。这些认知可以在重复的仪式中沉淀下来，形成叙事框定、脚本、场景或图式。

　　第三，记忆编织新的故事。故事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或道德教育，还给人以安慰、指引和希望。故事生动而令人信服地传达了信息、道德和神话。故事创造了价值观，使精神永存。英雄的角色是大众的偶像，他们的言行体现和强化了核心价值观。“9·11”事件提醒美国人英雄主义在人类精神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节目反复播出，表彰那些“做出了改变”的人。叙事是一个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的事件序列，战略叙事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叙事。战略叙事的特点是其意向性，它们伴随着一种有意的意图，以期望的方式塑造冲突的意义。通过教育、宣传、领导人讲话与博物馆艺术展示来塑造战略叙事。重复叙述使神话更难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与这些神话“共鸣”的战略叙述被认为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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